明贤法师：慧远大师
选自《僧宝传》
慧远大师(334-416)
师承
佛图澄大师——道安大师——慧远大师
慧远大师，雁门娄烦(今山西宁武)人，出身于仕宦家庭。年轻时志在儒学，长大以后，他打算远渡江东，而东晋连年北伐，中原再度陷入极大的混乱，南路阻塞，使他不能如愿南下。
当时，佛图澄大师的大弟子道安大师立寺于太行恒山，宣传佛法。大师听说后，便携同弟弟前往恒山，拜师求教。上山以后，他听道安大师讲解了《般若经》，“豁然而悟”，叹息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高僧传·释慧远传》)于是毅然与弟弟同时落发出家了。
在道安大师的弟子中，慧远大师“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他贫旅无资，连衣服也常常缺乏，可是始终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二十四岁时便开始讲解《般若经》。般若学所宣扬的“实相”，听众往往感到很难理解。有一次，一位听众对道安大师阐发佛法的论著《实相义》提出质疑，慧远大师援引《庄子》义作类比，来解释实相，使听众很快明了。从此以后，道安大师唯独允许慧远大师不废俗书，可以引佛典以外的书籍来比附说明佛理。
莲社开宗
慧远大师是在道安大师在北方及中南弘传安那般那禅修与般若见地时，到南方弘传大乘的众弟子中最为著名的一位。
其时，江州(江西九江)刺史桓伊在庐山的东面为迎接慧远大师而专门建造了房殿，大师到来之后，就地开创莲社，将该院创建为东林寺。
慧远大师的时代有很多善缘。例如，鸠摩罗什大师当时即将入关，还在入关的路上，慧远大师给他的欢迎信就已经寄到了。信中说：
大师入关，我不能亲自来迎接是因为我有一个僧团需要管理。现在的社会还不够稳定，但是我们隐逸在庐山地区，却有很多人在学佛。有很多高人与社会明达之士，现在都放弃对名誉地位的执著，开始学习佛教了。我非常希望能及时读到大师这一路上翻译的梵典，所以每当您将梵文本翻译成汉文时，希望能寄一份到我这儿。
大师在庐山组织了两三千人的僧团，进行般若的学习并开创白莲社时，鸠摩罗什大师已经抵达关中，很多新译的经典已在内地传播。当时处在这种相互应时沟通的状态，使南方满含般若智慧的净土宗弘扬得有声有色。
慧远大师当时弘扬的是以般若为基础的念佛法门，在庐山建有般若台，后人也称为讲经台，他还延聘佛陀跋陀罗等大师翻译《华严经》，做了很多工作。
大师在庐山开创念佛道场，一住三十多年，直至八十三岁往生，被后人尊为中国净土宗的初祖。著作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沙门袒服论》等论文四篇，有《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大智论钞序》、《阿毗昙心序》、《三当度论序》、《念佛三昧诗集序》五篇序文，此外有书信十四篇以及一些铭、赞、记、诗等，主要收集在《弘明集》、《广弘明集》与《出三藏记集》中。
义熙十二年，大师示寂，世寿八十三岁。
附：慧远大师与六家七宗
在慧远大师那个时代，“般若”这一至为严谨的法要逐渐得到推广。与此同时，“清谈”的习惯在魏晋时期也已经传扬开来了。
“六家七宗”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清谈名家，观念上互不示弱，击掌争雄。他们将官场名利看得很透，很多人甚至直接隐居深山了。慧远大师是当时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六家七宗”中，他与桓玄、刘遗民的“心无宗”关系密切。
365年，慧远大师随道安大师到了湖北的襄阳避难。当时，名僧道恒法师在荆州一带宣扬般若学的“心无”义，影响颇大。慧远大师奉师命前往慰问患病的竺法汰法师，时逢其令弟子昙一法师辩驳道恒法师“心无”义。大师就席之后，攻难数番，关责锋起。道恒法师自觉义途差异，神色微动，尘尾扣案，未即有答。慧远大师说：“不疾而速，杼柚何为?”在座的人都笑了。“心无”之义由此而息。
“不疾而速”是出自《易·系辞》。“杼柚”是织布机的部件，“杼”即梭子，“柚”即轴子，引申为“反复思考”的意思。“心无”义主张心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所以慧远大师反驳说，既然“心无”能“不疾而速”，你又何必苦费思索?大师巧妙地援引《周易》驳斥道恒法师，使他放弃了“心无”的主张。
政教分离，沙门不敬王者
桓玄是魏晋时期篡晋称帝的重要人物，早年曾帮助自己的将军统治寺庙里的高僧大德。他虽有统治国家的欲望，但同时也有一些社会理想。他去做慧远大师的工作，扩充势力。在一来二往的谈判过程中，常谈到“佛教该如何与国家政权处理关系”的问题。
“六家七宗”给佛法的定位，当时也具备另外一重意义：佛教已在中国蔚然成风，出家人已是文化人普遍公认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该如何与当时的官方处理关系?
当时官方的第一个要求是：中国是礼仪之邦，所谓“君臣父子”，君臣便是父子关系。作为出家人，即便是再高明的修行人，到中国的土地上居住、弘法，就是中国的子民，应该接受国家的管理，有子民的礼节。在桓玄和慧远大师来往的书信中，桓玄就要求慧远大师以及他的僧团顶礼国君，早晚的功课中要加上对国家的回向、祈祷等礼节。顶礼国君，应是通常的礼仪，就像礼佛一样，出家人一看到领导和代表国家的官员来了就应该顶礼。
慧远大师不同意，曾作《答桓太尉书》，与他进行答辩(其实，反驳慧远大师的这些书信中的思想，只是桓玄的谋士们在帮领导代写书信时所表达的个人观点)。他们的答辩，以及一些关于“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的辩论，《弘明集》中都有记载。后来，大师将这些观点整理为《沙门不敬王者论》。出家人和国君之间的地位，从那时起才逐渐摆正。
桓玄不仅要求慧远大师重视礼仪，而且还曾要整顿佛门，进行“沙汰”，说僧人数量没必要那么多，应当减少，比如原有二十万僧众，减至十分之一，两万就够了，除“能讲经说法者;严持戒律，习修禅定者;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外，其余都让其还俗。桓玄致书慧远大师，表达这一要求。
慧远大师作《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如法修持禅定者;能读经学法者;修建寺塔、造佛像、供奉舍利者”，不应列为沙汰的对象;对于真心想出家的士族子弟，应允许其自由出家。桓玄接受了大师的主张。
桓玄虽然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他其实也是做不了主的。他的国君后来腐败了，桓玄便发展自己的军力，并用兵最终驱逐了当时的国主，成为江南一带的最高统帅。等他执政时，便接受了慧远大师的立场，将大师向他谈及的“出家人如何与政府处理关系”的主张都运用了起来。
他执政时颁布天下：沙门可以不敬王者，还正式实现了“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慧远大师与僧肇大师争取的一个最大成果。
拿到现代社会来说，“政教分离”是社会进步的真正表现。若中国佛教是按“政教一体”、“教皇主义”的情况发展下去，现在是什么情况真的很难说，恐怕禅宗都不可能存在。
实现了政教分离、政教分治，教体、教职人员爱国，但教不入俗，教在治理之外，佛教不会成为政体治理的工具，它是独立的，是任何人皆可因之获得心灵养分的一扇敞开的窗口。
当时慧远大师与桓玄的辩论过程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宗义，亦在辩破”六家七宗”的范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