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太后慈安留影展示出的真实气势

东太后慈安留影展示出的真实气势

慈禧太后喜欢拍照，喜欢让人给她画像，她的肖像和照片都流传了下来，后人也就清楚知道了她的容貌。相对来说，在今天，慈安太后的形象便显得比较模糊。其实，晚清以来民间口中的“东太后”一样留有画像，只是不大引人注意而已。

其中如佚名画工为她绘就的一张《慈竹延清》图，便很显示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品性。画中人的装扮并不绚丽，穿一件石青色的氅衣，袍面布满金绣的寿字纹，二钮上挂饰的多宝串竟并非珠翠，而是一串沉暗的香珠。因为孀居的身份，所以看上去依然很年轻的皇太后不涂胭脂、不画唇红，但她微漾笑意，姿态轻松从容却不失娴雅，显得内心颇为坚定。当时她与慈禧一起垂帘听政，掌握着一个帝国的命运，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富威势的女性之一，然而，如果观看者不善观察，也许就会觉得，从肖像画上看不到权力与尊贵的气息。

画里也没有走一般贵妇珠翠满身的路子，太后的首饰不出十样，“看去不觉奢华”(《红楼梦》描写宝钗之语）。不过，如果真的以为这位皇太后不奢华，那就太天真了！且看那全套的翡翠首饰，包括成对的翡翠手镯与耳环、一枚小小的翠戒指以及一支翠耳挖长簪。长簪的簪梁上雕出一个镂空的如意绶带纹，这得需要多么大的一块翠料才能制成！同时，这些翠色的细节，也与牡丹的枝叶，更与背景的大簇绿竹形成了色彩上的照应。

不过，这幅画的点睛之处，并不在人上，却在人旁的花上。太后身畔，盛开着鲜艳的牡丹，在几朵娇粉与艳红之花的陪衬下，极醒目的，是一朵深紫色的硕大花朵昂首在半空，花心的卉瓣色深如墨，显然是非常罕见的名种。

紫牡丹似乎不算稀奇，在宋代，洛阳的魏姓花匠便成功培育出了“魏紫”，此后，历代都有新的变种出现，不过，这些各具特色的紫牡丹都属于紫红色系，花色偏红，于红中泛紫。唯有一种名为“墨紫”的花品，花瓣的色泽浓重到接近黑色的程度，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即记道：“叶底紫者，千叶紫花，其色如墨，亦谓之墨紫花。在中旁必生一大枝，引叶覆其上。其开也，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他花最远。传云：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谓之军容紫，岁久失其姓氏矣。”陆游《天彭牡丹谱》亦云：“泼墨紫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单叶，深黑如墨。欧公记有叶底紫，近之。”近黑色的紫牡丹也称叶底紫、军容紫、泼墨紫，《慈竹延清》中，盛开在东太后身畔的，恰恰是这种牡丹。因此，这幅肖像的立意很独特，是借用一种罕见的牡丹品种，来彰显画中人的尊贵。

更妙的是，慈安的两把头上，在左侧插有一对墨紫牡丹的绢花，花上有蝴蝶蹁跹，形成“蝶恋花”的主题。从《红楼梦》“送宫花贾琏戏熙凤”一回可知，在传统生活中，“宫里头做的新鲜样法”的宫花因为工艺高超、款式新颖，既意味着刚刚发布的最新流行时尚，也意味着顶级精品，对任何一位女性来说，若得几枝以耀首，那都是再美不过的事。《慈竹延清》这幅画流露的信息是，因为皇宫内有墨紫牡丹盛开，造办处便仿照墨牡丹的模样为皇太后专门制作了“同款”绢花，供她赏花时插戴。那头上的绢花与身畔的真花彼此呼应，如此的“独家定制”，大概要艳羡煞了天下女子。

慈安还有另外一幅御容像《璇闱日永》，看得出来，这两幅御容属于同时完成，画中的服装完全一样，改变的只是首饰等细节。同样的，《璇闱日永》也出现了红牡丹、粉红牡丹与墨紫牡丹，与《慈竹延清》不同，前者不仅有栽在苑内的牡丹，还多먹了一只花瓶，里面插着粉、墨紫以及白三色牡丹的折枝。这一次，慈安的头上是一对粉牡丹宫花，与硕大的天然粉红牡丹形成呼应，不过，在两把头右侧斜插了一支点翠“福”字簪，让石青长袍的青色再次出现。最出彩的是描绘了一只窑变花瓶，瓶身以紫色为主，把墨紫牡丹的紫色加以延伸。另外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细节，两帧御容中，慈安外袍的两只袖口下，冒出内里三层衬衣的袖边，由外向内分别为紫、黄、蓝﹣紫袖边同牡丹之紫、蓝袖边同长袍之深青为同色系，在细节上进行色彩的协调。

应该说，在清代宫廷肖像画中，如此注意色彩的呼应，很是少见。实际上，清代宫廷肖像画似乎没有“主色调”这样一个概念，以青色与紫色在画面上形成沉稳的主色调，就更为少见。此外，桌子、轩厅也都采用素雅的色泽，建筑不施彩画，都让这幅作品偏向端庄沉稳。

有人或许会认为，用蓝、紫这两个沉稳颜色统摄整个画面，再以细节与之呼应，是这两幅肖像创作者的主意，体现的是画家的水平。不过，足以作为参考的是，慈禧太后也有一幅御容中出现了墨紫牡丹与粉红牡丹同芳，而且她在铝子上也插了墨紫宫花，但是这幅作品就不见主色调的设计，而是多种鲜艳色彩彼此竞争，黄色蝴袍上遍布五彩花纹，紫与粉的牡丹花枝插在一只绿花瓶里，绿锦垫旁是紫锦垫．....．而且充斥着奢侈品和高档家具，包括镂花白玉果盈、镶碧玺的碧玉如意、粉彩睡盒等。由此可以推断，当事人的意见会直接影响画师的画样，最终肖像能成什么样，很大程度由“委托人”决定。因此，慈安太后的两幅御容应该是在她的授意之下完成的，创作过程遵循了她的懿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本人的品位与修养。

坐于山石之上的那幅御容，上方题有“慈竹延清”四字，笔迹颇显稚嫩，铃“同治”白文印、“敬书”朱文印，鉴藏印铃“同治尊亲之宝”朱文印。很显然，是尚在少年阶段的同治皇帝亲自题写了这四个字，祝愿母后皇太后长寿。另一幅御容，则是小皇帝在画面一侧题写“璇闱日永”，同样有“同治尊亲之宝”“同治”“敬书”三印。虽然与小皇帝没有血缘关系，但身为宗法社会重视的嫡母、正宫皇太后，慈安太后与慈禧一样，与同治是母子关系，同治亲自书题，正是这种关系的表现。

据李提《同治、光绪朝如意馆》一文，同治四年四月一日起，如意馆画士沈振麟、沈贞应召“进内恭绘慈安皇太后御容、慈禧皇太后御容”。他们二人作画的时间接近牡丹的花期，与慈安两幅御容中的季节一致。同治四年这一年，慈安二十八岁，也与画中的年轻模样相符。因此，有可能，这一对作品的创作者就是沈振麟、沈贞，他们用画笔保留了1865年时慈安太后的形象。

在后人的印象中，东太后一直被西太后的锋芒遮掩，近年普遍流行的论调认为，她只是个陪衬角色，缺乏个性和光彩。其实只要稍微想想，能和慈禧这样的人联手，并且在近二十年内形成稳定的政治搭档，主见、智商、气度、判断力，总之综合能力缺了哪一项，都是做不到的。要知道，她不仅与慈禧一起成功发动辛西政变，而且，两位太后一同垂帘听政的时期，收拾了咸丰留下的烂摊子，创造了“同光中兴”的局面，其中包括开展洋务运动。在那个时期，她们二人在朝野中的声望并不坏，薛福成在《庸庵笔记》里就对慈安极尽溢美之词，包括这样的描述：“当是时，天下称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错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窍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然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如此高的评价，也可能是作者戴了滤镜之后产生的感受，是对慈安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美化，不过，至少说明，慈安没有特别昏聩的行为，没有做过让人无法忽略的蠢事，破坏她在朝臣心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