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稀方：“想象的共同体”-反思与批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P56—P57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题《何种“想象”，怎样“共同体”？——重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摘自《文艺研究》2022年6期，项江涛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以下简称《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但影响了民族主义研究，也影响了文学研究。就民族主义研究而言，它打破了关于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看法。就文学而言，在安德森那里，印刷资本主义是构建民族主义的方式，这引发了学人将晚清以来媒体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生成联系到一起，进行所谓“小说中国”的论述。
民族与种族
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观念受到了盖尔纳“民族主义发明了民族”这一说法的影响。
在盖尔纳提出的决定民族主义的三种因素中，种族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凡没有种族差异的社会，都完全失去了产生民族主义的机会，这里的种族显然并不是“想象”的。并且，只有同质性较强、有自己的政治传统的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而多数民族在现代社会大潮中没有进行任何努力，就慢慢融入了某个大的民族国家的文化之中。
这里还需要提一下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传统发明”理论最系统的阐述者。霍布斯鲍姆打破了本质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悠久的民族主义传统，这些传统其实是应当代的需要而被发明出来的。霍布斯鲍姆将“被发明的传统”定义为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即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从而制造一种与过去的历史连续性。
盖尔纳和霍布斯鲍姆有关民族主义传统发明的观点，已经对以种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论述做出了革命性的解构，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坚持种族性的基础，只有安德森彻底放弃了种族的维度，认为“想象的共同体”并不需要种族的基础。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很清楚，这是因为盖尔纳和霍布斯鲍姆所据的主要是欧洲的经验，而安德森所据的是美洲的经验。美洲的欧洲移民在种族上与欧洲人是一致的，他们发展出了最早的民族国家。不过，美洲的经验在民族主义历史上其实是一个特例，当安德森将其上升为一种有关民族主义的普遍定义，并运用于欧洲和亚洲的时候，其不当之处就显示出来了。
安德森在讨论欧洲民族主义的时候，主要是从语言这一角度进行的。我们知道，语言乃种族性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安德森却刻意回避这一问题。
为了追求独创性，安德森以美洲经验为蓝本，消除了其中最后的种族因素，将之称为“想象的共同体”。然而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主流的民族主义现象，它已经受到从原生主义到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理论的多方批评。
“朝圣”与革命
安德森民族主义建构观的基本看法，认为民族主义是在传统社会崩溃后出现的，是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对此，盖尔纳其实已经有过论述。可以说，安德森继承了盖尔纳的论述，不过他在“工业社会”中专门强调了“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印刷资本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关键词，不过，强调印刷媒体对于民族主义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实在算不上多么新颖的看法，多数从现代性角度讨论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都会提到这一点。
在我看来，真正属于安德森的概念是“朝圣”。安德森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民族主义起源于美洲殖民地官员的“朝圣”。在印刷媒体出现之前，人们之间的交流主要依靠旅行。美洲殖民地官员在回欧洲的“朝圣”之旅中，意识到彼此群体的存在，加之印刷媒体的出现，更催生了共同体意识。殖民地官员在欧洲母国基本上升迁无望，由此逐渐对美洲本地产生共同体的感觉，从而出现了最早的民族主义。安德森宣称，无论是“经济利益”“自由主义”或“启蒙运动”，都无法创造“想象的共同体”的意识，只有“朝圣”及移民印刷业者，才能承担这一“决定性的、历史性的角色”。
安德森所说的“朝圣”，在这里是指一种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方式，这会带来以下问题：第一，决定共同体意识的最重要因素是“朝圣”吗？第二，具有了共同体意识，就可以产生民族主义吗？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朝圣”对于形成共同体意识可能确有作用，但从历史上看，决定共同体意识的最根本因素显然是殖民压迫与民族革命，而不是“朝圣”。
美国是美洲大陆最早实行民族独立的地方，这是常识。人们在讨论民族主义的时候，通常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不过也会提及更早的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安德森自诩发现了最早的民族主义，这种说法不免令人生疑。他曾抱怨自己有关“朝圣”创造了世界第一波美洲民族主义的说法在学界无人理睬，这似乎不是没有原因的。
更加离奇的是，安德森不但忽略了美国独立战争，也忽略了法国大革命。
亚非还是美欧
谈论20世纪中期的“朝圣”，似乎连安德森本人也觉得很勉强。在《想象的共同体》1991年修订再版的时候，安德森提到，他在第一版中将亚非民族主义仅仅看作对欧洲王朝民族主义的模仿，这是“短视”的。他对此做出纠正，认为亚非民族主义的产生应该归结到当地殖民者的想象。他在修订版中专门增加了《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节，讨论殖民地政府如何通过人口调查、地图制订和博物馆来构建殖民地民族主义。
查特吉对安德森将欧美民族主义模式移用于东南亚很不满意。查特吉有两个质问：一是安德森将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模式移用于东南亚，从而忽略了东南亚的独特性，也剥夺了东南亚的发言权；二是安德森完全忽视了东南亚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即反殖反帝斗争。
我们知道，殖民者在统治殖民地期间的确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包括保护本土传统，不过这一切明显都是为了殖民统治。查特吉对印度的研究可以提供参照。作为一位后殖民史学家，查特吉的贡献在于，他在殖民政治批判之外，还分析了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文化操控。这正是安德森所说的殖民政府对殖民地本土文化传统的“保护”。
格尔茨首先强调地方性，他延续地方性知识的视野，提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亚非新兴国家的涌现并非对欧洲民族主义模式的模仿，而是对它们的一种挑战，是在欧洲经典模式之外提出新的东西，从而质疑传统欧洲民族国家模式和单一文化模式的唯一合法性，建立一种兼顾两者的新型政治。这种政治不是将亚非民族主义视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前期阶段，而是将其视为不同的模式，从而发展出新的可能性。
对于安德森的中国读者来说，最大的讽刺或许来自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研究。杜赞奇以中国历史的经验批判了安德森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的集体和民族认同既不必等到现代才出现，也不必是现代印刷媒体的产物，泛中国神话如马祖或关帝，就可以将不同群体加入一种民族性之中，这种神话是口语和书面语相结合的。中国历史虽然被称为“天下主义”，但民族主义并不乏见，如宋代抗金时期、明清之际，部分士大夫完全放弃了天下帝国的观念，代之以界线分明的汉族与国家观念。而种族中心主义在中国其实并非新事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左传》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即旨在反省欧洲民族主义史学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综上，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质疑：一是他把美洲经验普遍化，认为民族主义是“想象”出来的，忽略了种族性的基础；二是他认为“朝圣”是美洲共同体的根本原因，忽略了更重要的革命与启蒙的因素，忽略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三是他将欧美模式套用到亚非国家身上，以殖民主义代替本地民族主义，忽略了亚非国家的主体，把自己变成一种帝国主义话语。
《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在中国，最吸引人的也许只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个词汇。
作为近年来学界最流行的术语之一，“想象的共同体”被广泛运用于社科研究的各个领域。面对这种热度，笔者觉得有必要冷静下来，认真地思考一下。
